在當前加快城鎮化的過程中，中心城市的引領作用十分關鍵。

中心城市，既包括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也包括一些普通地級市，尤其是一些人口總量較大的普通地級市。第一財經記者統計梳理發現，蘇州、臨沂、南陽、邯鄲、保定、濰坊、溫州、徐州、菏澤、泉州是目前常住人口總量最大的10個地級市;如果擴展到15強，還包括了贛州、周口、東莞、濟寧、阜陽，常住人口也都超過了820萬。15個地級市總人口超1.3億，占全國人口近十分之一。

這些城市中，既有蘇州、泉州、東莞和溫州這樣的沿海發達城市，也有南陽、邯鄲、保定、菏澤、周口、阜陽等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城市。

圖片來源：一財網

三城人口超千萬

數據顯示，當前有三個普通地級市的常住人口超過千萬大關，其中蘇州以1075萬人位居榜首。蘇州也是我國經濟總量最大的普通地級市，去年蘇州GDP達到19236億元，位居全國所有城市第六位。

改革開放之后，靠近上海的蘇南地區憑借外向型產業快速發展，緊鄰上海的蘇州通過與上海分工合作，工業經濟也得以高速發展，成為全國工業產值最大的城市。

蘇州下轄的幾個縣級市包括昆山、張家港和常熟長期位居中國百強縣前列。昆山市2019年統計公報顯示，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4045.06億元，是全國首個GDP超4000億元、財政收入超400億元的縣級市。另據2020年中國縣域經濟百強榜，昆山已連續16年位居首位。若將昆山與地級以上市進行比較，則超過了貴陽、太原等省會城市，大約位居城市榜第56名左右。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蘇州背靠上海，接受上海的溢出效應十分顯著，無論是改革開放后蘇州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還是近年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上海的服務和輻射帶動作用對它都十分關鍵。

數據顯示，2019年蘇州的人均GDP達到了17.92萬元，在這些人口大市中遙遙領先。由于經濟發達，蘇州也吸引了大量人口進入，去年蘇州人口凈流入規模達到了352萬人。

山東臨沂和河南南陽總人口也都超過千萬人，位居二、三位;此外，還有4個普通地級市的常住人口超過900萬人，分別是河北的邯鄲、保定，山東濰坊和浙江溫州。

上述15強城市中，蘇州、泉州、東莞、溫州等幾個城市產業高度發展，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流入，從而成為人口大市;相比之下，南陽、周口、阜陽等城市人口卻大量外流。

從區域分布上看，山東、河北、河南這些區域的人口大市特別集中。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黃淮海平原的人口大市特別多，一些地方每平方公里的人口超過1000人，而且地級市又下轄很多縣，這樣就更容易形成人口大市。這些人口大市雖然有不少是人口流出大市，但本身的人口基數還是很大。

比如，目前南陽共有2個市轄區、10個縣和1個縣級市;保定下轄有5個區、4個縣級市和15個縣;臨沂擁有3個區、9個縣;邯鄲下轄6個區、11個縣和1個縣級市。

也就是說，這些城市雖然人口規模很大，但相當一部分的人口是來自下轄的縣市，中心城區的人口規模并不大，比如南陽的城區人口只有160萬人，保定只有173萬人，周口只有40多萬人，這些人口大市的中心城市規模都比較小，與一二線城市有較大差距。也因此，這些地級市產業發展不足，中心城區集聚資源要素、輻射引領能力也都比較弱。

人口大市未來路徑各不同

從15個城市的人均GDP來看，有5個城市超過了70892元的全國平均水平，分別是蘇州、泉州、東莞、徐州和溫州，全部來自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其中蘇州、泉州和東莞超過了10萬元。這些城市的民營經濟十分發達，制造業發展十分突出。

另外10個城市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有8個城市人均GDP不足5萬元，7個城市不足4萬元，分別是阜陽、保定、邯鄲、周口、南陽、菏澤和贛州。這些城市主要來自中西部地區、河北以及山東西南部，最低的阜陽和保定不及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

城鎮化率也是人口大市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參考。15個城市中，有5個城市2019年城鎮化率超過了60.60%的全國平均水平。其中，東莞以92.1%位居榜首，蘇州和溫州也都超過了70%，泉州達到了67.2%。有10個城市城鎮化率低于全國水平，其中周口、阜陽、南陽均低于50%，贛州、臨沂、保定低于55%，這些地方未來城鎮化的潛力還很大。

經濟發展層次的差異也影響了人口的流向。東莞、蘇州、泉州、溫州這些經濟發達地區產業發達，就業機會多，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流入。比如，東莞的人口凈流入達到了595.39萬人，而當地戶籍人口為251.06萬人，出現了戶籍人口與外來常住人口“倒掛”的現象。此外，蘇州的人口凈流入也達到了352.4萬人，泉州凈流入達113.3萬人。

相比之下，中西部不少人口大市人口大量外流。比如，周口人口凈流出約300萬人，阜陽凈流出達251萬人，南陽人口凈流出也接近200萬人。

對這些人口大市來說，未來發展的路徑各不相同。丁長發說，東莞和蘇州有比較大的共性，就是旁邊都有國際化大城市，東莞靠近深圳、香港，蘇州靠近上海。一線大城市的產業、資金、人才外溢效應顯著。比如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在四大一線之外的城市中，蘇州和東莞高居前兩位，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旁邊一線城市的帶動。目前東莞和蘇州的轉型升級都比較成功。

泉州和溫州這兩個遠離城市群核心區以及一線城市的制造業大市又是另外一種情況。丁長發說，溫州和泉州主要是靠內生式發展，靠本地民營經濟發達，與蘇州、東莞相比，這兩個城市更需要產業升級。比如，泉州輕紡工業發達，溫州也是輕工業發達，同時兩市的一大瓶頸也相似，就是缺乏人才;另外，兩市都是下轄縣域經濟很發達，中心城區帶動能力弱。如何破解這些瓶頸，對未來發展十分關鍵。

而對人口外流較多的人口大市來說，牛鳳瑞認為，黃淮海平原的農業生產條件非常好，耕地單位產出很高，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也比較多，因此不少人口流向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近年來，隨著所在區域中心城市如合肥、鄭州、濟南、石家莊等城市發展，也有不少人口流向這些城市。相比服務業比較突出的中心城市，這些人口大市，未來的重點在于制造業的發展。

丁長發說，大國有大國的優勢，關鍵在于這些人口大市能否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很完整的產業鏈，這些產業在南陽、周口、保定、阜陽等人口大市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對這些城市來說，最關鍵的是能否改善當地的交通、物流、水電和營商環境等軟硬件環境，充分利用好當地的勞動力優勢，發展適合本地的產業，加速當地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

廣東體改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也認為，普通制造業在三四五線城市仍有較大發展空間，應該把一二線城市的普通制造業轉移到人口較多的三四五線城市，形成合理分工協作。